《我不是潘金莲》:幽默的是电影 残酷的是现实

2016-11-26 爱比价妈妈-能让你省钱的网站

  《我不是潘金莲》:幽默的是电影 残酷的是现实

  文/吾非羊

  和冯小刚导演拍摄的大部分影片相比,《我不是潘金莲》不是一部喜剧,它让人笑不起来,或者笑了以后又感觉此片特严肃。

  因为,这是一部用冯氏黑色幽默来叙述的正剧,主题是——中国成千上万的草根民众和成千上万的基层公务员,最不愿看的一个话题——上访。而这一纸“访状”,割裂是民与民、官与官、民与官、官与民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而割裂了整个的中国社会,导致了官民对立和互不信任,而解决此一问题的终极方法,目前还在探索中……

  影片讲述了我国南方某地农村妇女李雪莲(范冰冰扮),由于为了生二胎与丈夫秦玉河(李宗翰扮)假离婚。结果其夫假戏真做,离婚后另娶他人抛弃了李雪莲。李雪莲不服,拿着离婚证找到乡法院庭长王公道(大鹏扮),请求法院裁决此离婚是假离婚不是真离婚。最后,在这宗怄气式的民事诉讼中,法院裁决李雪莲的离婚是真离婚,由此打开了李雪莲长达二十年的上访之路。李雪莲层层上访,从县法院到县长到市长再到北京“告御状”,李雪莲要求政府证明她和前夫秦玉河是假离婚。
  但是,从北京的首长到市长到县长再到法院院长,又将这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层层下放处理。结果,李雪莲的状越告越大,她将所有她认为的轻视她冤情的官员从庭长到市长都告上了北京。李雪莲喊冤时间也越喊越长,从少妇告成了老太婆。而当地的官场也将李雪莲视作搞丢自己乌纱帽的肉中刺,眼中钉,严防死守,恨之入骨。二十年后,当地官员换了一茬,但李雪莲却仍旧在上访。为此,新任市长和县长决定要早日处理好李雪莲的问题,决定晓之以理动,动之以情,做好李雪莲的工作。但是,事与愿违,调解无效,更用上了“围炉谈心”、“让李雪莲追求者赵大头(郭涛扮)与其结婚化解问题”等方法,最后反而逼迫本来已打算放弃“告御状”的李雪莲再次上北京。当李雪莲在北京被县长郑重和法院院长王公道带队的“工作组”截访抓回老家时,突然传来了李雪莲上访问题的源点——前夫秦玉河死亡的消息,长达二十年的上访问题,终于结束了……

  电影留给我的思考是,如果李雪莲的丈夫不死,李雪莲告状的问题还会持续,上访问题的解决还是没有结果。由于上访问题,导致的各种个人悲剧和政府社会管理的压力仍旧在发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痼疾。冯小刚导演是聪明人,他的电影给出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答案。这才是这部影片最发人深思的。

  电影是幽默的,但是事实是残酷的。

  就在《我不是潘金莲》上映的同时,媒体曝出了四川省岳池县农民杨天直,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场所附近,被截访者哄骗并强制送回死亡事件。今年8月16日,杨天直等一行4人,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出来不久就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截获,拘禁在一辆面包车上,长达81个小时——期间他们遭受一路戴手铐、胶布裹小腿、封嘴后虐打,不给食物和水,大小便失禁,最后被丢弃,然后杨天直被发现死在了路边。这件残忍的事件,再次将信访问题从虚拟的电影中赤裸裸的抛在了人们的面前。

  关于上访问题,作为曾经的记者,我也接触过一些。上访的起因,主要的是民众个人感觉权益受到侵害,如下岗、土地所有权纠纷、拆迁赔偿和刑事案件调查中屈打成招,解放后的文革和反右等历史遗留问题补偿和“摘帽”,甚而也包括等很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由于申诉渠道有限,这些问题在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未获有效解决和民众对解决协商结果不满,造成越级上访和“告御状”,而越级上访的结果又是推向基层解决。这就使得一些上访问题,越访越不能解决,层层推诿,层层扯皮。

  同时,导致基层职能部门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平访维稳”压力奇大,本来是为民众开设的申诉渠道“信访”模式,成了民众也不信任,官员也不欢迎的“鸡肋”。而信访渠道失效的结果,又导致了一些基层职能部门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暴力截访”,而对信访失去信心的民众又以“闹访”的形式铤而走险,使得官民两头都陷入极端化解决问题的困境。

  就以我的一段亲身经历来理解中国信访模式失效的现状,这件往事本身就成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式的黑色幽默。十几年前,我陪同我的一位朋友去某地信访办申诉一件关于个人下岗问题的事儿。他先是给市信访办写信,结果回复是退回区信访办解决。之后又去了区信访办申诉。在我之前说的区信访办,信访接待人员站在一个有一米多宽的桌子后面对着我们说话(似乎是为了防止和隔离来访群众与接待人员的距离),要求我朋友去导致他下岗的基层单位解决。当然,问题的答案是需要反映的问题成了反映的问题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处理这位友人下岗问题的关键,是他申诉的让他下岗的单位领导本身……在跑了一圈不了了之后,我的这位朋友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去了他单位,把要他下岗的单位领导打了一顿……最后,这个上访的问题在一位处理“扰乱公共治安”问题的警察的调解下被调解了——我的朋友向被打的单位领导道歉,赔偿部分医药费,并警告一次。而他的单位领导也向这位朋友道了歉,表示对其下岗问题处理方式不对,双方和解。整个事件就像一场黑色幽默。信访办没有解决任何事儿,而最后的解决是一位基层警察将矛盾双方请到派出所后协商解决的。

  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反之,如果最初,当地法院庭长王公道能细致、耐心地妥善解决好李雪莲申诉假离婚的问题,如果能像后来的法院庭长贾聪明那样努力化解李雪莲的感情问题(从正面意义来看),就不会出现李雪莲长达二十年导致当地官场地震的上访问题,例如李雪莲说要“卖身”换取杀猪匠杀死从庭长到县长所有人的构思。如果前县长史为民在县委大院能多听李雪莲几句话,将问题解决好落实好,也不会下马。

  如果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百忙之中,没把民众鸡毛蒜皮的小事,视作像市政形象工程,招商引资工程甚而“维稳截访”工作一样的大事来抓,也不会出现信访信箱爆棚,信访办人满为患,闹访,“拦车”,越级上访的事件层出不穷。如一篇评论所说:“群众上访不一定都是政府部门职能有问题,政府应该做好解释工作,如果在各地市搞好信访解释工作,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到北京告‘御状’。用开通市长热线等办法,让老百姓能为自己找个‘说理的’地方。”对民众反映的合理合法诉求,如果能及时就地解决到位,不推诿拖延、敷衍塞责。落实责任、工作到位,就不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矛盾激化。

  再次,最为关键是,如果各级政府部门,面对民众的政府窗口部门和基层行政部门的公务人员都能摆正自己“人民公仆”的地位,放下架子,担起责任,认真对待每一件民众的诉求小事,吸收浙江“枫桥经验”使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那么像类似李雪莲告状这样讽刺上访和反上访的荒唐故事,像四川省岳池县农民杨天直被野蛮截访人员活活打死的悲剧,像信访制度空转失效乃至导致官民对立,信任破裂,社会割裂等诸多问题,或许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我不是潘金莲》是冯小刚导演拍的一部好片,一部严肃题材的正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信访制度现在正在发生着的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如何长期稳定与和谐问题。电影是幽默的,但是事实是残酷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中国无数的李雪莲、王雪莲都遇到能解决问题的好干部,最后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作者为编剧、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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